在驻苏大使馆——何方口述片段之四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以后，中央对张闻天的安排是，两个工作由他挑选：一个是去当苏联大使。因为原来的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干了一年多，身体支持不了，回国了。另一个是到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去当主任，做后来中联部做的那些工作。张闻天考虑的结果，选择了去当驻苏联大使。

于是他决定把我带到苏联去。原因还是那两条：一个是我能帮他写点东西；另一个就是我懂俄文。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愿意去，就在1951年4月随着他到莫斯科去了。

驻苏联大使馆不是一个新建的使馆，人家已经有了一套人马。政务参赞是曾涌泉，文化参赞是戈宝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曾涌泉是我们俄文学校的校长，我是他的老部下了。他后来到波兰当了大使，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

所以，张闻天去苏联只带去了不多的几个人。我是一个，还有徐达深、李汇川和他的生活秘书陈国泰。我们这几个人后来都从使馆调到了外交部。徐达深在使馆当了商务参赞。李汇川是一秘，兼张闻天的政治秘书。我没当过张闻天的秘书，但是从辽东开始，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在外交部1959年批判所谓张闻天的“反党宗派集团”时，我们三个被定为“集团”的主要成员，把我排到了第一名，徐达深排第二，李汇川排第三。1959年后，徐达深被调往宁夏，“文革”后回到北京，当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最后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当所长。李汇川后来当过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我一到使馆就当研究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1955年3月离开苏联。外交官衔去的时候是二等秘书，后来是一等秘书。

自从张闻天当大使之后，他就把研究工作摆到了使馆工作的主要位置上。张闻天有学问，好研究问题。他认为：外交工作主要是研究工作。使馆在外，是国家的耳目，除了处理一些国家的外交事务，像送往迎来、礼宾、或者是谁去世了代表国家去吊唁等等这些经常的业务，就得搞一些研究工作。外交系统，在外交部内和在各个大使馆成立研究室，是从张闻天开始的。

我是驻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让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不论是管秘书的还是管领事和行政部门的，都到研究室轮训一遍，一般是呆个一年的样子，有的时间短些。像曾涌泉、戈宝权这些参赞，和在我们俄文学校当过教员的邵天任，都来我们研究室轮训过。他们有的曾经是我的老师，我怎么领导他们呀！

那个时候和苏联的关系好，在苏联做研究工作有个有利条件。中苏之间除了外交关系外，还有党的关系。咱们和人家联系，首先根据党内的身份：张闻天是我党的政治局委员，请你党马林科夫与之联系，等等。存在着党的关系，使苏联对我们很优待。苏联塔斯社印发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有好多包，这么高的一摞。除了翻译的西方通讯社消息，还有苏联驻世界各地记者写的内部分析研究报告。资料来了以后，我就过一遍，挑出一些来，请研究室摘要反映。这些反映主要给使馆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看，让他们知道当前的大体情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路过莫斯科时，也都送给他们看。有些材料还需要向国内报。张闻天在使馆所有的机构里面特别注重研究室。

王稼祥当大使的时候说过：驻外使馆实际上是远离祖国的孤岛。张闻天到使馆后就说，孤岛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说驻外使馆是一个大海里的孤岛。他说，使馆要深入到外国人的社会里面去，要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学习驻在国的文化，要做工作。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学习。于是他就组织大家学理论、学国际法和世界历史知识、学文化和俄文，组织大家去了解和研究苏联的各方面情况。

张闻天和王稼祥从苏区到长征，再到延安，一直到解放以后，互相间有些意见。在使馆的工作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张闻天当时是对事不对人，他并无意针对王稼祥个人。但是有些地方处理得也不够妥当。除了批判“孤岛论”，他还把王稼祥带到使馆的几个人调出了苏联使馆。王稼祥带到使馆去的人里有一个东北人，原来是一秘，后来当了参赞，管行政。毛主席去苏联带给斯大林的礼品拉了一火车，是由他采购的。他在采购这些东西时也给王稼祥采购了一点东西，一件貂皮大衣给了朱仲丽。张闻天去了以后，他也拿些礼品要送，主动给张闻天住的房间添置东西，还到张闻天那里去报销。张闻天就怒了，就把他调回国了。他回国后，和王稼祥说了很多张闻天的坏话。

张闻天善于抓住纲领，有领导艺术，有一套效率高、成效大的领导方法。领事应该做什么工作，华侨工作怎么做，留学生工作又该怎么做，诸如此类，都要求负责人把研究报告送上来。在使馆里，这一次，由你们领事部做一个汇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调查研究了些什么问题，计划干些什么，打算怎么干法，工作中有什么问题，解决的意见是什么……。根据汇报，他讲一些意见。利利索索，不拖泥带水。下一次，又让管理部门汇报。他五个手指头弹钢琴，一个一个轮着来，哪个部门都不误。

张闻天当了大使以后，大使馆里生龙活虎，生气勃勃。组织学习，他常常指定人给大家讲课或者介绍情况。他经常给我派任务，让我讲课。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先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真理报》很快转载了。这篇专论很长，是俄文的，谁去看？他就说：让何方给大家讲一讲。我就给使馆的同志讲了。讲的时候，他也拿了个小板凳坐下来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国外长会议”的来龙去脉，也让我讲。

在使馆，有一次我正在讲课，发现当时正在苏联治病的胡乔木在窗户外面趴着往屋子里看。我对张闻天说：乔木同志来了。张闻天说：哦，来了？过去我对胡乔木印象不错。他来使馆时不声张，有时会一个人看起墙报来。胡乔木这个人关心的事情挺多的。我是研究室主任，他经常找我去谈谈。有一次，乔木在医院里给我写了一封信，托使馆去看他的人带给我。信里说，到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契诃夫全集》翻译过来就好了，等等。又比如，有一次他对我说，苏联过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时，那么多人上街，群众上厕所怎么解决？我告诉他：人家有汽车厕所。他：哦，这是个办法。

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和驻莫斯科的其他中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定期做形势报告，也是我的事。

张闻天一抓学习和研究，就把整个使馆的工作带动起来了。张闻天让大家学知识，学文化，学外文，大家就都有事干了。有一年苏联搞纪念雨果的活动。用俄语发音，我们一下子不明白说的是谁。好些人还根本就没听说过雨果这个人。一问打扫卫生的苏联女工，人家就讲了一串雨果的作品。苏联人要翻译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问中国大使馆“棠棣之花”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只好打电话问郭沫若。郭沫若说，就是“双胞胎”的意思。这说明，我们那时的文化知识是多么欠缺，抓紧学习是多么必要。

为了让大家懂一点西洋音乐，张闻天专门请李德伦、吴祖强等留学生给大家讲交响乐知识。他们很乐意来讲一讲，因为讲完了可以在使馆吃上一顿中国饭。我过去没有接触过洋音乐、洋歌剧和芭蕾舞，李德伦来讲交响乐，我当然得听。我还集中了一段时间去突击欣赏芭蕾舞和歌剧。有时一个周末到大剧院去买票连着看两三场，弄得我把几出戏的内容都搞混了。

开晚会，开生活会，张闻天都参加。我这个人喜欢开个玩笑，说话也随便。有人给我提意见，大意是说我一个研究室主任，应该用马列主义教育大家，可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这是为了拉拢青年人！又说我像个摆杂货摊儿的，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知道。张闻天就在生活会上说：何方这个人，是个爽快人，喜欢出洋相；我看他，就是个调皮的中学生。

张闻天一到礼拜天就上书店。他总要拉上我：何方，走，上书店！ 反正每个礼拜我都得和他上街买书。我买得少，他买得多。他都买些什么书呢？从他买什么样儿的书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现象。开始时他买苏联小学课本、中学课本。中小学课本是从地质、土壤学等知识开始讲起的。他读这些，目的是为以后搞经济工作做准备。张闻天知道，搞外交是受限制的，所以他热衷于搞经济。在当大使后，张闻天还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信，专门就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其他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提出建议。他买课本，我也跟着买。我是为了提高文化。跟着他买书，也算“上了当”。“文革”中我儿子把这些苏联书拿出去当破烂儿卖的时候，人家叫他先得把每本书的硬壳书皮都撕掉，才能收这些书。

张闻天一直想回国搞经济工作，曾经请高岗他给毛主席提一下。他还请高岗设法送些国内经济情况和调查材料给他看。高岗当时是计委主任，当着张闻天的面表示热情邀请他回来当计委副主任。可是高岗答应得好，并没有为了他请示中央。除了高岗，张闻天还多方面托人，凡是关系好的都找了，又给陈云写了信。到1953年的夏天，陈云给张闻天正式地回了一封信，说：毛主席对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拉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张闻天看到陈云的这封信后，心一下子凉了，从此对经济工作的兴趣大跌，更专心于搞外交工作了。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兴趣转移了呢？我看他买书的种类有了变化。他主要买国际问题的书了。

1953年3 月，张闻天要回国一趟，一是述职，二是中央要开一些会，让他参加。我随着他回来了。那时候中央定了一个规矩，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到国内各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这样才好向外国宣传我们。张闻天把我领回来，我就随驻外使节参观团到几个省去参观。那年回来，是外交部组织的，有张闻天、姬鹏飞、曹祥仁、姚仲明等一批大使，还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使馆工作人员。当时国家正在搞佛子岭水库。我们到安徽佛子岭工程，到河南、山西、陕西转了一圈。那时候“三反”、“五反”运动刚搞完，不晓得还搞过什么运动。我们去参观时，老百姓一听说中央来人了，于是就有人来告状了。我们在各地转的时候都能碰上告状的。在有的地方，老同志不愿意接触这种事，有时就让我出去看看。他们总是这一套：何方，你去管一管。我说，我怎么能管得了啊？谁知道他是不是冤枉的？你说他是老虎，他说他不是老虎。我怎么办？而且咱们中国有些事情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到山西参观的时候，省委书记陶鲁笳就说，在扫盲识字运动中，一个老太太干脆上吊了。我们要消灭文盲，她以为是要杀她呢。她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把自己消灭算了。除此之外，各个地方还有类似的事情。

张闻天为什么让我跟着他回国呢？是为了我的第二次婚姻。张闻天让我跟着他回国述职，实际上是让我回来解决个人问题。他说，何方现在都三十多岁了，也没个对象，这可不行。这时我是三十一岁。我和宋以敏原来就认识，正式接触是1953年。宋以敏比我进外交部更早，从一建部就在新闻司工作。在随张闻天回国述职的这段时间，我们确定了关系，在这年的五一节结了婚。那时候结婚很简单，只要张闻天同意了，外交部没什么意见就行了。既然张闻天同意了，外交部也没意见，公家就发了一斤花生还是一斤糖，就算结婚了。之后，宋以敏跟我一起到了莫斯科，分配到研究室工作。

我在研究室，既研究苏联，也研究整个国际形势问题。

我们正在朝鲜和美国打仗的时候，张闻天已经提出和美国举行和平谈判的主张。他本来就不赞成打朝鲜战争。到1951 年6月，他对和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的文章，写成后以我们苏联使馆的名义发回国内。这个文件是通过信使带回国的，三转两转走了一个礼拜。周恩来看过以后，立即打电报来说：以后这类问题，必须用电报及时发回！不能让信使带，拖延时间。当然，关于和谈也是苏联方面的意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了。那时我们还在联合国代表团。我们和外交部在一起开讨论会。对于朝鲜战争怎么看，搞国际问题的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因为我们要和美国打，是打不下去的，我们又不能妥协，苏联自然会来帮助我们，联合国不能坐视不管，这就势必导致世界大战。另一种意见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张闻天就持后一种看法。张闻天在会上就讲，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刚打完，只会有区域战争。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张闻天是插得上嘴的。当时，政治局内多数人认为：咱们刚刚解放，已经打了二、三十年仗了，还没有好好建设，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建设的机会，又去打仗？这个问题问到张闻天，他表示不同意打。他不同意入朝打仗，认为应该休养生息，并且分析说，最后还是得和平解决问题。周恩来、林彪都不同意入朝参战。改变局面的是彭德怀。彭德怀被叫回来开会。他一下飞机，毛泽东就找他谈话，大意是：咱们的邻居被人欺负，总不是味道啊？毛泽东是要搞世界革命的，他的想法出自他的国际主义。毛泽东说咱们和朝鲜是弟兄，他们失败了，咱们坐在旁边能安心吗？他就是这个理由。彭德怀一到会上就说：主席说应该打，那就应该打！如果主席让我去，我就去。反对的人在毛泽东的面前本来就不理直气壮，这样一来，就都同意打了。张闻天说最终要和谈，后来果然和谈了。朝鲜战争还是靠和谈得到解决。再打下去，中国也受不了，牺牲的人太多。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几个月之后，苏联在宣传上就谈到个人崇拜的问题。一开始，还是反对在文艺作品和电影戏剧中过分夸大沙俄时期一些帝王将相，如库图佐夫等人的历史作用，不久就扩展到如何看待苏联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作用了。对这个问题，咱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苏联的宣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问题后，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就更加注意看报和收集有关材料了。我们还常常坐汽车到街上去观察苏联领导人挂像的变化。经过研究，我们在1953年底和1954年3月，先后写了三份介绍苏联这个重要宣传动向的报告。张闻天叫把报告分别送给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1954年4月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印发中央委员阅读。所以说，在及时反映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我们研究室做的事情是起了作用的。但到1959年批判张闻天的时候，却说他通过反映苏联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反对毛泽东！

相关阅读：